库尔科夫儿子为他拍摄的肖像
乌克兰作家安德烈·库尔科夫（Andrej Kurkow）又被称为一个政治预言者。乌克兰独立以来的历史为库尔科夫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素材，“他无时不在尝试通过各种天马行空的象征和推论去构建历史的走向，却又往往一语成谶。”研究者吴梦启指出。在库尔科夫的小说《总统的最后恋情》（The President's Last Love）中，总统险遭毒杀这一情节，后来在现实中重现。
2025年在国内出版的《灰蜜蜂》（原版于2019年出版），以2014至2022年间顿涅茨克“灰色地带”作为情节背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合称顿巴斯地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位于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边界，矿产资源丰富。在“灰色地带”的一个只有两条街的村子里，村民们担忧被交战双方的炮火误伤，都撤离了，只剩下养蜂人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他的死对头两人留在这片缺电缺粮的荒芜之地。他们因战争化敌为友，对饮蜂蜜伏特加，度过战争边缘的荒谬日常。
库尔科夫用俄语写作。吴梦启分析，《灰蜜蜂》的叙事简洁质朴，与传统的俄语文学风格差异甚大，“既不因苦难而煽情，也不为深陷历史漩涡而展开宏大叙事”，没有传统俄语作品中华丽的写景状物和大段的心理独白，常见的蒙太奇闪回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也都让位于线性叙事和单人视角。小说中，“从如何养蜂取蜜、应付警察和士兵，直到跟前妻与情人的纠缠不清，故事的点点滴滴渗透在琐碎的对话和场景描绘里。”
该书的译者之一陈晓萍曾任《中国新闻周刊》常务副总编辑。她认为自己挺幸运，2022年退休后尝试翻译的第一本书“风格还是很朴素的”，这与她常年在新闻报道工作中接触的文风十分契合。她拿到的是比俄文译本更为简洁的、作者也十分认可的英译本（最后翻译完比俄译的中文版本少了两万字），“他其实就是讲故事，没有太多描述性或形容性的表达。但对译者来说，真的需要中文功底特别好，也不能永远就是那几个词。有时他写到原野、森林，我都会闭着眼睛使劲想那个画面，毫不夸张。就想着怎么样更精准、更干练一点。”
为了保证准确，但凡遇到拿不准的地方，陈晓萍都会跟英文好的人或者在国外生活过的人讨教，遇到类似“帏幔”“钟摆”等她不熟悉的事物，她会翻看大量资料，“我真的去看了一本写机械钟钟摆的书。”
小说的背景是2014年的那次顿巴斯战争，刚好陈晓萍也比较熟悉。“我们做时政报道，小说里讲那个州长逃到俄罗斯等这些背景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这次翻译的时候，我还是重看了很多2014年的新闻报道，比如他写到去别人家看电视，然后电视上正播放着议员的争论，就讲了当时一个女议员，这个视频我也去看了。”
甚至是书里的多个注释，比如少先队、警察的称呼、部队的编号，相关的背景报道她都一一查询，加上看了大量与养蜂、器械有关的视频，她为此书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做资料调查。
翻译的过程中，除了这些客观描述，关于故事本身，陈晓萍刚开始觉得有些“无感”，“因为我没有读过这个作家的书，翻译完《灰蜜蜂》之后，才开始看他之前出版的《企鹅的忧郁》，翻译的时候我还不太了解他。像我们做非虚构报道久了，刚开始深刻感受到与虚构之间的鸿沟。翻译到一半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他场景和情节设置的巧妙。”
2025年6月底，《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安德烈·库尔科夫，谈论顿巴斯地区人们的生活，以及他如何用文学创作处理这一“灰色地带”的荒谬现实。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安德烈·库尔科夫的对话：
“这不是我的战争”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早深入顿巴斯地区采访是什么时候，后续一共去了多少次，哪些真实事件或人物直接启发了谢尔盖伊奇的故事？例如养蜂人带蜂箱逃离战区的原型。
库尔科夫：我第一次去顿巴斯战区是在2015年，之后我又去了两次，但沿着前线的第一次旅行——近430公里——是最重要的。我遇到了很多当地人，但几乎所有人都对我和任何陌生人持怀疑态度，尤其是来自基辅的人。早在战争之前，我就了解当地人的心态，从2006年开始，我去过那里几次。书中没有人物的原型。但奇怪的是，在写完这本书后，我看到了两个关于顿巴斯养蜂人带着他们的蜂箱逃离战争的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为何选择养蜂人而非士兵作为主角？蜜蜂的“非政治性生存”是否暗喻平民在战争中的本质状态？
库尔科夫：养蜂人在他们居住的村庄里总是被认为是聪明人，尽管他们通常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对自然和蜜蜂的性质非常了解。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攻击性，至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有攻击性或不友好的养蜂人。这是我选择这样一个人物的主要原因。
蜜蜂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的，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政治的，顿巴斯的人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他们不关心政治，努力工作。所以在这个选择中也有一个隐喻。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留在前线的平民被称“等客”，他们不选边站，只求“不被干扰”。这种消极性是否构成另一种形式的抵抗？
库尔科夫：拒绝加入任何一方更多的是基于生存的欲望，而不是因为怕站错了一边会受到惩罚。他们的立场一直是“这不是我的战争”。有时他们真的不知道战争的原因，只是等着战争结束，以便继续他们的非政治存在。
南方人物周刊：蜜蜂成为货币（换物资）、难民（迁徙），甚至政治牺牲品（被没收检疫），它们是否承载了你对战争经济的批判？
库尔科夫：我不会称之为经济学。在战争中，一切都可能成为不公正的受害者。蜜蜂、鸟类、动物，还有过去的人工制品。一个人不仅会对人类失去信任和信心，甚至对通常习惯的物体和存在也会失去信任和信心。
南方人物周刊：当一箱蜜蜂“变成灰色”飞离蜂巢，这种超现实设定指向什么？精神污染？身份异化？
库尔科夫：精神上的腐败与污染是一样的。对蜜蜂来说，这是对自然法则的背叛。如果你接受联邦安全局可以把蜜蜂变成间谍来监视养蜂人，那么你就会接受蜜蜂也可能成为养蜂人和大自然的叛徒。
2025-08-05，卢甘斯克，一所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准备带着儿童撤离当地
“灰色身份”
南方人物周刊：谢尔盖伊奇两次拒绝女性提供的安定生活（前妻/杂货店的加利娅），选择返回废墟。这是固执还是对家园的殉道？
库尔科夫：“我的地区就是我的宗教”——过去和现在都是顿巴斯许多居民的生活原则。这是盲目的地方爱国主义，同时又害怕那些不属于那里的人，害怕其他地区和他们的人民。这也是固执，这是顿巴斯人的特点。对房子的依恋，这种依恋也被认为是房主未来的坟墓。
南方人物周刊：现代战争越来越依赖无人机和算法杀人，像谢尔盖伊奇这样用肉身埋葬士兵的举动，是否在重申人类的尊严？
库尔科夫：是的，谢尔盖伊奇很简单，但他对道德、责任和人类价值观有着坚定的理解。这是他的责任——埋葬一个死去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尊重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主人公抗拒护照名字被乌克兰化（谢尔盖→塞尔希），这种愤怒是否源于你的切身体验？强制命名是否构成对个体历史的谋杀？
库尔科夫：部分是的，尽管苏联对乌克兰人和他们的名字做过同样的事情。这就像重写过去——改变你已故父母给你的名字。
南方人物周刊：顿巴斯人常说“我的地区就是我的宗教”，地域认同如何超越国家叙事？
库尔科夫：在那里，地方叙事总是被认为比国家叙事更重要。乌克兰的政客们在34年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团结不同的地区，巩固民族团结。顿巴斯尤其受到来自内部力量的孤立。即使是基辅的大政党也不能在那里自由运作，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很多支持。当地人把票投给由当地寡头创建的地方政党。
南方人物周刊：听说你精通包括日语、英语在内的11种语言，但坚持用俄语创作直至2022年。语言能力是否反而加深了身份撕裂感？例如被征召到克格勃负责日语监听的经历是否让你更警惕语言的权力属性？
库尔科夫：现在我只精通6种语言了，其它都衰退了。当我用我的母语俄语写作时，我是最有力量的。这就是我一直用它写字的唯一原因。当然，我知道每种语言（学过的语言）都有自己的语调、语气和氛围。在我被要求在克格勃部门工作之前，日语对我来说很特别，但我最终没有这样做（继续这份工作）。但是，当一门习得的语言可能把你置于危险或困难的境地时，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
南方人物周刊：你因俄语写作被部分同胞视为“叛徒”，但俄语也是你的母语。这种撕裂如何影响创作？你会像主人公一样坚持“灰色身份”吗？
库尔科夫：我坚持混合身份或融合身份，纯粹的身份是一种罕见的情况或宣传伎俩，乌克兰是多元文化的，有很多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语言。乌克兰过去是一个民族的名字，现在它是属于这个国家的。我用俄语写小说，用英语和乌克兰语写纪实小说，用乌克兰语写儿童读物。我的俄文书没有出版，而是先以乌克兰文译本出版。俄罗斯没有出版书籍的禁令，它们不出版的原因是书店不想卖它们。我不知道战争结束后会发生什么，但我并没有因为俄语的这种情况而感到痛苦。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提到，在乌克兰“俄语文学将变成贫民窟文学”，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正在文化上去俄罗斯化？目前周遭有哪些举措在主动切断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血脉关联吗？你如何面对自己俄语作品的“历史性死亡”？
库尔科夫：我的书从2014年起就不在俄罗斯销售，从2008年起就没有出版，所以我没有俄罗斯读者。如果有人能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痕迹，那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因为我喜欢那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不是经典的，我指的是丹尼尔·马涅茨、康斯坦丁·瓦吉诺夫、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甚至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早期作品。事实上，从一开始，俄罗斯评论家就提到，我不是用俄罗斯传统写作，而是用欧洲传统写作，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
的确，卡夫卡和加缪比任何俄国作家都更接近我。对我来说，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更像是“去苏维埃化”，因为它仍然是苏联俄语文化，仍然存在于乌克兰人的记忆中，甚至存在于他们的文化人类学中。例如，我们仍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苏联喜剧中的固定短语，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更现代的乌克兰固定短语和引用所取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没有看到任何针对我的特别努力。我想，在我于2023年9月“被取消”之后，活动人士已经厌倦了讨论我的案件。我的书重新出现在基辅的书店里，最近乌克兰广播电台邀请我为儿童广播节目录制我孩子的故事。
2025-08-05，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遭俄罗斯导弹袭击，一位市民经过弹坑
荒谬的现实
南方人物周刊：《灰蜜蜂》写于2018年（俄乌冲突前），却精准呈现了冲突的窒息感。你通过哪些社会迹象预判了2022年的冲突升级？
库尔科夫：我更愿意把这些迹象称为地缘政治。很明显，俄罗斯对2014-2015年事态升级的结果不满意，他们将迫使乌克兰合法接受吞并和占领。在这样的氛围下，顿巴斯像一个癌症肿瘤，对一些乌克兰人来说太远了，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太近了。任何未来的计划都将伴随着疑虑。来自顿巴斯的活跃中产阶级将在基辅定居，并在这里开展业务。不确定性正在腐蚀知识分子的思想。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早期小说《总统的最后恋情》曾预言乌克兰总统中毒事件。文学想象是否比政治分析更能穿透现实？你的这种洞察力来源于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吗？
库尔科夫：媒体背景或其他分析新闻的习惯促使我写这本小说。我也像一个棋手一样看新闻，试着想象故事下一步的逻辑发展。我说的不是一般的逻辑，而是上下文逻辑，因为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逻辑。
南方人物周刊：从电影摄影师到编剧，视觉叙事经验如何影响你小说的场景构建？例如《灰蜜蜂》中“蜜蜂变灰飞离”的意象是否先有画面再成文字？
库尔科夫：我确实会想象我写的东西。你是对的。我可以在视觉上想象每一个场景，因此这些事件在我的脑海中变得“生动”，然后出现在纸上。我也喜欢在想象这个场景的时候找到能给场景添加情感的音乐配乐。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为二十多部电影写剧本，但小说却充满“不可影视化”的荒诞（如企鹅出席葬礼）。文字是否才是你解构现实的核心武器？
库尔科夫：是的，我在苏联时期开始写作，然后我通过将现有的荒谬夸大到下一个更明显的水平来解构已经荒谬的现实。那时，我的写作更具社会性。现在，引导我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荒谬，而是那些对人的心灵、精神和心态的影响。我不再解构了，我在文学中保留了当下存在于人类灵魂、思想中的东西，以及会因为环境或人类灵魂的毁灭而迅速改变的东西。
乌克兰基辅，库尔科夫站在被俄罗斯导弹摧毁的发电设备前
真实生活灾难的见证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基辅公寓里贴了防爆胶带的窗前写作，物理危险如何重塑叙事逻辑？
库尔科夫：这些胶带更像是危险的提醒，我不相信它们能在爆炸的情况下拯救或真正阻止飞溅的玻璃。危险使我更加自律。我知道我可能没有时间完成我想写的或想实现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写非小说变得比写小说更重要。我们是真实生活灾难的见证人，必须努力保存真实的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俄乌冲突发生后你停写小说，转向战地日记和专栏。虚构文学在炮火中是否失效？
库尔科夫：小说是逃避的手段，但前提是你想逃避现实。在战争时期，小说的一个功能——娱乐——消失了，不再需要了。如果你跑向防空洞，经过美丽的花坛，你不会注意到那些花。小说是花朵，但它需要稳定和平静的心态。
南方人物周刊：从6岁开始收集仙人掌，视其为“沉默的生命盟友”。在基辅家中的植物可能毁于炮火时，你是否感到比书籍遗失更深的痛楚？
库尔科夫：我的仙人掌和我的图书馆都还活着。事实上，我现在更喜欢仙人掌，而不是图书馆里的书。不知何故，焚烧书籍和图书馆的照片变得司空见惯。就在几天前，一家名为Ukrainski priitet的出版社装满了书的仓库被俄罗斯炮击摧毁，社交网络上到处都是被烧毁的书的照片。
南方人物周刊：仙人掌的耐旱特质是否成为了你的精神隐喻？例如战时记录“废墟中烤复活节蛋糕的老妇”，是否在致敬这种“无望中的坚持”？
库尔科夫：是的，仙人掌可以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存活，即使没有人关心它们。生存是战争时期最高可能的成就，包括精神和肉体的生存。“我还活着”——乌克兰人每天早上都会对自己说，如果他们没有因为导弹和无人机而在一夜之间死去的话。
南方人物周刊：你依赖哪些生活仪式（如晨间咖啡、手写日记）维系战时的精神秩序？
库尔科夫：咖啡——是的，但也有新的文化发现。我一直在寻找上个世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老歌。我最近发现的是乔治·加伯（Giorgio Gaber），他是一位意大利的政治真诚者和单口相声卡巴莱艺术家。现在我每天都听他的歌《机会主义者》，我非常喜欢，它听起来充满活力和力量！
南方人物周刊：有评论称你为“当代布尔加科夫”，但《灰蜜蜂》的黑色幽默更接近卡夫卡式的荒诞（如“手榴弹礼物莫名消失”）。你更认同哪种类比？
库尔科夫：他们俩我都喜欢，但在过去的20年里，卡夫卡与我越来越亲近，布尔加科夫则远离了我的思想和情感。我敢说，卡夫卡的作品比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更真实。
南方人物周刊：奥德赛式归乡是本书的母题，但谢尔盖伊奇的归途是废墟。乌克兰流亡者的“家”在何处？
库尔科夫：当家被摧毁或无法到达时，它仍然存在于梦中、记忆中、思想中。乌克兰难民注定要把他们的家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留在他们的脑海中，当你有理由微笑时，它却不让你微笑。失去一个家是无法用一个新家来治疗的。这是一种创伤，它让人的心灵变得脆弱。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的蜜蜂成为“无国籍难民”，现实中英国接收乌克兰人的宠物（包括你赞扬的带公鸡撤离的老妇）。动物生存权是否揭露了人道主义的边界？
库尔科夫：动物和儿童永远不会有罪，他们永远是“纯粹的”受害者。乌克兰人对宠物的热爱在战争中得到了加强。现在，当救援人员从公寓楼的废墟下救出一枚炸弹的受害者时，他们会报告获救的人和宠物的数量。当他们报道伤亡时，他们没有提到被杀的宠物，似乎不想给幸存者增加更多的悲伤。
南方人物周刊：西方对于乌克兰的写作常期待“悲情叙事”，你如何抵抗这种视角？
库尔科夫：我做这件事没有目的。我并不是在描述战争的所有恐怖，我只是想与大家分享那些生存的时刻，那些充满希望的时刻。它们也能帮助我保持理智和心理健康。
南方人物周刊：若战争结束，你会像雷马克写《西线无战事》那样，用小说审判历史吗？
库尔科夫：我不知道。我现在不能写关于今天的现实的小说。在这个现实结束后，我还能写一本关于今天的现实的小说吗？不确定。如果是的话，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决定我是否适合做这件事。
